在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司法资源的有效整合


来源: 发布日期:2013/11/8 12:16:44 阅读:8758

在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司法资源的有效整合
——“枫桥经验”的司法创新实践探索
作者:诸暨法院 王君
 
论文提要: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加速,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事务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负有参与立法、规范秩序、保障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重要职责。然而,在“诉讼爆炸”的今天,法院自身单一、传统的司法资源(成文法律法规规章、执法场所法院、人力资源法官),已无法满足当前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特别对于人力相对不足的基层派出法庭而言,更需要有其他更多形式的司法资源予以补充。因此,对诉讼范围内的案件,建设由基层党委政府牵头,基层派出法庭协调,整合法庭、检察、公安、纪检、民政、国土、城管、劳动等各类司法资源,形成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长效机制,有着化解社会矛盾,缓解诉讼压力,提高审执质效的独特优势,也是当前多元化解决纠纷、丰富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实现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功能互补的新发展。同时,积极探索“诉调衔接”机制的构建, 建立起市(县)、镇(乡)、村(居)三级综合调解治理平台,不仅能有效延伸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使得司法调解得以向前拓展,更能够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的合理诉求,发挥好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整合司法资源的理论基础、当前现状、现实意义的分析,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对当前司法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创新“枫桥经验”,构建诉调衔接机制做一些初步的探索。(全文共9770字)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司法资源整合,基层派出法庭,枫桥经验
 
一、司法资源整合的理论基础
(一)司法资源整合的传统渊源
我国历来就有着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民间调解相互对接、互相结合,共同实现化解纠纷、调处矛盾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上一个特色鲜明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司法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1)枫桥
(二)司法资源整合的法理渊源
诉讼外调解是我国法院在现行的司法制度下,着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物,是法院借助社会力量调处民事纠纷的新举措,是实现司法资源有效整合的典型。它的直接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2)
在该规定中明确诉讼外调解包括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两项内容。其中,协助调解的主体是审判人员,它从本质上讲属于诉讼活动中的调解范畴。相对而言,委托调解则是指法院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调解,是一种整合司法资源,借助社会力量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从法理学的角度讲,实现司法调解与诉讼外调解的联动,既能使当事人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尊重,又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因此,在建立起一系列民事诉讼原则和制度(如意思自治原则、便利原则、效率原则等)的同时,有效地整合司法资源,充分利用诉讼外调解,平衡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动权和司法机关的主导权,集中体现了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
 
二、我国调解体系的现状
(一)多元化调解各自为政缺少统筹主体
当前,我国对于纠纷的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以司法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三大调解为主,仲裁调解、民间调解、舆论调解为辅的调解制度体系,然而这种多元化调解纠纷机制的运行却并不如人意。由于各个调解体系缺少一个号召性强、执行力高的有力的统筹主体,使得这些调解主体之间缺乏沟通、配合,不能及时了解纠纷信息,掌握纠纷的处理原则和标准,从而不能准确地调解或处理纠纷;相反,由于缺乏统一的统筹主体,有可能造成各调解主体之间彼此相互推诿,最终造成当事人仍然将所有纠纷都起诉至法院。这种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主体的多元化调解模式,在调解复杂纠纷时,不仅不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还会削弱调解主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降低人民群众的信赖感。如最终起诉至法院更会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不利于社会稳定。
针对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在一片期待声中正式施行了。《调解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明确了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统筹主体,法院对具体工作进行业务指导。但从各地普遍做法来看,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仅仅是与当地法院共同成立了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在各派出法庭建立驻庭调解中心。在具体操作中依然是由法院出面引导当事人进行诉讼外调解,遇到特殊案件需要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参与调解的,由法院牵头做好与具体部门的衔接工作,再将案件移送调解。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行政部门对诉讼范围内案件的接触面和专业程度都远远不及法院。因此,无论从效率还是从经济角度看,都是由法院在党委政府牵头下作为具体的协调主体更为便捷与妥当。
(二)基层调解组织法律素养3)参次不齐,调解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保障
与基层派出法庭司法资源日益紧张的现状相对比,在行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调解资源则较为丰富。如镇(乡)政府、司法所、监察室、派出所、土管所、工商所等机构,几乎均为一镇(乡)一所(府);村(居)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更是遍布农村各个角落。在基层纠纷调解中,这些组织也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枫桥镇为例,在枫桥所有的部门都设有专门的调解室,配备专职调解人员,如闻名全国的枫桥派出所老杨工作室。这些组织有着人力网络、宣传网络覆盖面广,信息较为畅通,调解成本较低的巨大优势。但由于这些组织纠纷调解的结果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保障。而且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 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该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因此,调解人员的法律水平十分有限,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往往有待商榷,不利于及时高效地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三)司法资源匮乏与“诉讼爆炸”现实矛盾凸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加之我国法制化进程中,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民事纠纷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尤其是随着诉讼收费标准降低之后,民商事案件的数量更有持续增长的态势。案件数量和种类猛增、法院案件负荷过重,法官有限的工作时间与精力被迫平均分散在成堆的、不足挂齿的案件中,也使疑难个案的裁判质量面临挑战,甚至可能产生法院信仰危机。4)2010年,浙江法院人均办案超过150件,诸暨法院更是高达194件, “案多人少”矛盾带来审判压力的陡增,导致部分法官忙于办案,不问世情冷暖,除必要的下乡调查取证外,平时深入基层熟悉情况、了解矛盾、沟通联系较少。虽然法院陆续地推出了民商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和速裁等制度,但是相对匮乏的司法资源与“诉讼爆炸”的现状将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难题。此外,法庭的规范化建设使得原先的一镇(乡)一庭收缩为几镇(乡)一庭,有些地方甚至将派出法庭全部撤除,从而直接导致法院在基层触角的收缩。
由此可见,整合法院和其他多部门的司法资源,以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充分有效地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已经是势在必行。
 
三、司法资源有效整合的现实意义
(一)司法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
社会管理包含着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有效整合司法资源可以化解现阶段多元化调解各自为政和相互推诿的尴尬局面,有效增强相关行政部门调解纠纷的能力;有效整合司法资源可以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纠纷调解中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其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地位。有效地整合司法资源是现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
(二)实行司法资源共建共享是解决当前司法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
目前,各级法院都面临着“案多人少”、经费短缺等状况,使得仅仅依靠法院为人民群众提供完善的司法服务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现行的体制因素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可能通过无限增加司法资源的供给来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解决纠纷方面的需求。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只有有效整合、共建共享有限的司法资源,切实建立起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尽可能限制或减少不必要的诉讼,以节约司法资源,切实从源头上减少诉讼案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旺盛与当前司法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
(三)司法资源整合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的必然选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方式及内容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仅满足于程式化、慢节奏、机械式的服务。这就迫使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宣传建立一个内容类型完整、人性化、方便快捷的司法服务体系。例如农村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特点,大多为人身伤害赔偿、相邻关系纠纷、抚养赡养纠纷、土地权属纠纷等简单性质的民事纠纷。当事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爱认死理,且他们世代生活在一起,关系错综复杂,有时打一场官司只为赌一口气。这样的案件法官判决不难,但一方败诉的结果会使得矛盾非但得不到化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也易产生一个纠纷的解决导致更多纠纷产生的尴尬和困境5)况且,很多当事人其实并不想对簿公堂,但都想到法院“说理”,都想得到法理和情理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赢得“法理”和“情理”的支持,进而达到调解纠纷、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不仅如此,运用多元解决纠纷机制不仅能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同时也能节省下了更多的司法资源,让司法部门集中精力处理大案要案和疑难案件,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权威。
枫桥法庭驻庭人民调解中心就成功化解过这样一起纠纷。当事人为亲哥俩,只因弟致伤兄而兄占弟的房屋,致反目成仇长达二十年,最后无奈之下弟弟将哥哥告上法庭。在法庭导诉人员的引导下,两兄弟都愿意将案件交由人民调解中心先行调解,看得出来大家都不愿意将最后这点亲情断送在公堂之上。经过中心调解人员耐心细致的讲解,并多次联合村干部及当事人长辈上门作劝导工作,两兄弟最终在法庭调解中心签下调解协议,并最终使一对亲兄弟廿年积怨一朝得以化解。此后,当地民众都信任该中心的服务质量,遇纠纷都主动要求驻庭调解中心给予帮助,中心调解工作不但形成了良性循环,还得到了枫桥百姓的一致认可。
 
四、实施司法资源整合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各地各级人民法院深入结合工作实际,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护民的具体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仅以法院一家的司法资源是极其有限的。为此,根据现有的司法环境,对法院和其他各部门现有的司法资源进行整合,以充分利用,从而构建一个较为完善便民的诉调衔接机制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
(一)探索建立以基层法庭为协调主体的矛盾调解体系
要改变现阶段多元化调解各自为政的僵局就必须有一个协调主体。法院立案窗口作为接收纠纷案源的最前沿,自然成为将这些纠纷妥善分流最合理的地方。然而在实践中没有相应立法或政策予以支撑法院可以成为整合司法资源的协调主体,将各有关部门掌握的司法资源充分发挥出来,把基层的力量、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使各基层组织成为维护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因此,在现阶段作为纠纷调解机制的创新实践,基层党委政府可以大胆试点,积极参与和支持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出台政策支撑,将诉讼外可调解案件的统筹权力下放给基层法庭。派出法庭要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定期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加强与部门、乡镇、村居等基层单位的日常联系。通过建立由基层派出法庭统筹协调,由法庭、检察、公安、纪检、民政、城管、国土、劳动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信息共享、预警联动、部门协作、联调联处机制及纠纷排查和调解网络的信息反馈,形成多部门联合调处矛盾纠纷、开展综合治理的工作平台,并将调解结果纳入各部门的考核体系。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的衔接联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立,尽可能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此基础上分别向上和向下延伸,建立起市(县)、镇(乡)、村(居)三级综合调解治理平台,建立起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模式。
(二)以基层法庭为主导,搭建纠纷分流平台,引导案件分流
对于诉讼内的案件,要切实创新、丰富和简化程序,实现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纠纷。支持纠纷化解逐步向社会回归,向基层回归,发展与培育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尤其是要重点培育和发展民间调解制度。同时,在不影响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的前提下,可对部分纠纷实行强制性调解或设置前置性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既有效疏导、分流纠纷,也着力提高非诉讼程序利用的效益。6)
在基层人民法院和有条件的人民法庭应当在立案场所设置导诉窗口,使之成为整合司法资源解决纠纷的平台和化解涉诉信访的平台。在建立以法庭为协调主体的矛盾调解体系的基础上,基层人民法庭应发挥主体地位,把握好诉调衔接的重点环节,注意根据纠纷性质等因素,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使人民法庭与司法行政、劳动、妇联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社团组织等建立互动关系,搭建分流纠纷的“平台”。同时要大力推行以诉前调解、立案调解、委托调解、邀请调解为内容的“四调”机制,大力推进诉讼与非诉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借助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人民调解的作用,进一步发挥纠纷处理的自治功能,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力争让大部分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外,化解在萌芽状态,使调解覆盖诉讼全过程。
以枫桥人民法庭为例,法庭立案大厅内设有导诉台,并配备专职导诉员对涉诉涉访案件进行引导和分流。对简易的民商事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导诉员会主动向当事人宣传人民调解的特点、优势,提示诉讼风险,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合适的人民调解或者行政组织先行调解。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填写暂缓诉讼同意书及案件跟踪单,再由当事人拿着法庭的介绍信至相关部门处理纠纷。枫桥法庭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三维度”诉调同向联调机制,即调解(开庭)前审查诉辩双方的合理度、调解(开庭)时引导对基本事实的认同度、分头(休庭)解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基准度,不断引导当事人合理调整自己的诉讼预期,着力完善诉调对接、诉警对接等机制,努力提高调解率,力争案结事了。
枫桥人民法庭先后与辖区内镇(乡)综治办、土管所、城建、妇联等部门建立协调化解行政纠纷机制,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与工办、工会建立劳动争议纠纷联动调解机制,妥善化解各类劳资纠纷;与司法所建立简易纠纷联合调解机制,实现机构共建、人员互派、经费保障、效力对接;与社会事务办建立医疗纠纷协调机制,妥善化解医患矛盾纠纷;与交警中队建立调处交通事故纠纷的巡回审判法庭等。全力推进纠纷的快调、多调,实现调解的制度化、流程化、规范化。
在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枫桥法庭的诉讼外调解实践结果喜人,经统计,2011年1-5月份,当事人同意进行诉讼外调解的案件调解成功率达到70%以上,调解成功案件当场履行率高达87.9%,案件实际履行率达到98.6%;诉讼案件的调撤率超过60%,且经诉前、诉中调解不成的案件,服判息诉率为100%,是另一层面的案结事了。不但有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而且也切实减轻了法庭的工作压力,让法庭资源能更多地向疑难复杂案件倾斜,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丰收。
(三)加强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树立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性
目前大量的调解活动中,当事人的维权意识和法律观念都比较强,而调解人员的法律水平相对有限,业务素质也参次不齐,不能很好地保障调解活动的合法性和执行力。在创新社会管理,整合司法资源,建设“大调解”模式的大背景下,各级各部门应多管齐下,齐抓共管切实加强对纠纷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不断提升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调解组织的公信力,确保纠纷调解的成功率。在现有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召开例会、培训、安排旁听庭审、担任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等民间调解组织的指导。
特别是广大基层法庭,要充分利用自身熟悉法律的优势,对民调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咨询和答复,加大对基层调解工作的指导力度。如枫桥人民法庭针对法庭辖枫桥、赵家两镇和东和一乡的实际,根据法庭现有四名审判人员、两名人民调解员、一名专职陪审员和三名书记员的人员配备,与镇(乡)政府密切配合,实行一个镇(乡)确定由一名审判员、调解员(陪审员)、书记员作为定点联村的业务指导员机制。每季度定期邀请资深法官或者学者对综治办、人民法庭、司法所、派出所、信访办、民政、土管所、青年团、妇联等相关部门的调解人员进行业务指导,特别是对基层普遍的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和释疑,对调解协议制作的格式、内容及注意事项进行指导和规范。进一步完善“四环指导法”7)、“三维度诉调同向联调”等机制方法使司法调解的触角向前延伸,职能向前拓展,不断促进基层调解组织“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发挥,树立基层调解组织的权威性,对构筑“大调解”工作格局发挥积极有效的推进作用。
(四)切实做好纠纷调解案件的处理,确保调解协议得以履行
在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能否得到最终履行直接影响着来诉群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期待。为了切实保障调解结果的执行效力,笔者认为,现阶段立案窗口分流出去的纠纷达成调解合意的,根据实际可主要采取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发放调解协议书。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向双方发放调解协议书。有履行内容并具备当场履行能力的应尽量促使其当场履行完毕。需要分期履行的,告知当事人协议书具有合同效力,如一方未按约定履行,另一方可以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利益,不存在重大调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的,依法确认和支持调解协议的效力。同时就反悔调解协议的一方,法院可以其相应的举证责任,以维护大调解的权威。8)二是对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申请法院司法确认的,调解员应将案件移交法庭,由法庭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如实陈述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的有关情况,保证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人民法院在审查中,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时补充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撤回司法确认申请处理。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确认条件的,应当作出确认决定书;决定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应当作出不予确认决定书。以期及时赋予合法的各类非诉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其次要建立适合的人民调解激励机制。于2011年3月2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规定的出台,就从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当事人同意诉讼外调解并进行司法确认的积极性,更有利于调动法院内外一切有利于调解的力量形成合力。
(五)正确处理尊重非诉解决结果与坚持司法监督的关系
在我国目前当事人自律和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非诉调解机制包含一定的风险成本。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非诉调解的案件时,应当以尊重非诉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司法程序的监督功能,加强对非诉调解的审查和监督,防止当事人利用非诉调解获取司法确认,进而侵害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9)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要借助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搭建“引导平台”,提高人民群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引导更多当事人选择诉讼外方式解决纠纷。此外,还要扎实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信访、司法政务管理等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逐步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公众受益、公众监督的司法信息资源使用机制,进一步落实对调解人员、调解范围和原则、调解工作程序、工作纪律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的公开明示制度,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监督,保证更多的人民群众平等地分享司法信息资源。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既是各级法院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政法部门各方面力量共同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当前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有效地整合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好、处理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法院在现有司法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整合,形成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长效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的同时,有效地缓解诉讼压力,提高审执质效,从而多元化解决纠纷,丰富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和途径,真正实现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功能互补的新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治久安。


1http://baike.baidu.com/view/143206.htm,于2011年4月17日访问。
(2)《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3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其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法律知识,即知道法律相关的规定;二是指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即对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识,遇事首先想到法律,能履行法律的判决;三是法律信仰,即个人内心对于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行为规则的确信,这是对法律认识的最高级阶段。
4http://sh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866,于2011年4月21日访问。
5参见陈实著:《论巡回办案制度在我国的运行与完善》,载于中国法院网。
6朱深远、魏新璋《对策:内外兼修双管齐下合理对接》,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4日第八版。
7指诉前环节普遍指导、诉时环节跟踪指导、诉中环节个别指导、诉后环节案例指导,是2003年诸暨法院在开展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方法,得到了时任省高院院长张启楣的批示肯定。
8参见杨军著:《大调解的完善与法院诉讼调解审判工作的对接》,载于中国法律教育网。
9在审判实践中发现有少数当事人假借调解逃避债务。有的被告在调解过程中,利用对方急切要求还款的心理,要求减免部分债务和利息,而到期后却拒不履行调解协议,使原告既无法及时收回债权又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有的当事人明知没有能力履行,却达成分期还款协议,为日后逃避债务争取更长的时间;有的被告在履行首期后,隐匿变卖财产,逃之夭夭,造成案件无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