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之确立


来源: 发布日期:2013/11/8 12:18:53 阅读:8891

 
作者:诸暨法院 肖志姣
 
论文提要: 
当前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中,强化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性已成共识,相应地律师代理在诉讼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强制律师代理是律师代理的特殊形式,是指在民事诉讼的一定领域内,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必须委托律师代理完成诉讼行为的一项制度。从为自由而限制自由、程序正义、促进法律对话等角度对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进行法理学分析,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与诉讼效率、诉讼成本的关系,可以发现,民事强制律师中的“强制”是具有正当性的,其能够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诉讼成本。我国引入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符合律师执业促进民诉整体目的实现的期待需求,符合程序严密化的现实需求和司法改革的客观需求,具有必要性。同时,我国法治的发展和日趋成熟的律师行业以及民众法律意识的日益强化为引入该制度提供了可行性参考。我们应对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从观念、立法、制度保障三方面进行本土化构建,发挥出其特有的价值,促进和谐社会的达成。(全文共9050字)
关键词: 民事诉讼,强制律师代理,实质参与
 
 
 
引 言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化趋势日趋明显,人们对其中法官和当事人的作用及其角色的转化研讨甚多,强化当事人诉讼参与性已成共识,但一般的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有限和诉讼经验的缺乏,却难以完成被赋予的艰巨的诉讼使命,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因此自然地进入了研究的视野。在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司空见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对推动其诉讼制度的完善和法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仍然关注甚少。基于这一前提,笔者不揣浅陋,拙作此文略加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之理论基础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的一定领域内,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必须委托律师代理完成诉讼行为的制度。在必须实施民事强制律师代理的领域内,如果没有采用,对于原告,法院将不予受理其诉讼或驳回起诉;对于被告,法院将做出缺席判决。这一制度以德国和法国为典型。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州法院及其以上之上级审法院之诉讼当事人必须就登录该法院之律师选任为诉讼代理人。[1]法国民事诉讼法第751条规定:大审法院管辖的案件,除亲权之丧失、商事租赁、海关、公有财产、税收争议等案件外,当事人应当选任律师。第752条规定,起诉状应当包括原告已经选任的律师和被告应当选任律师的期限,否则起诉状无效。[2]从表面上来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似乎违背了“意思自治”,加重了当事人经济负担。实际上,强制由律师来代理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减少当事人精神负担。同时,我们不能因为“强制”字眼就认为其违背了意思自治,其是为自由而限制自由。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具有优越性,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现代民事法律建立在个体平等之上,自始贯彻着“私权自治”的理念,强调对私人自由选择权的最大尊重,在设定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之前,首先应当考虑和分析的就是该制度中“强制”的正当性,其是否背离了私权自治的精神。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对自由的维护,是为自由而限制自由。虽然要求自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朱利叶斯.凯撒就曾说过,“任何人生来都渴求自由、痛恨奴役状况。”[3]但并没有一开始就把其定位在绝对之上。人们出于种种原因,通常都乐意使他们的自由受到某些有益的控制。杜摩林也曾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有时强制是必要的,而且强制就是对自由的限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某些强制的正当性。在此背景下,对任何表面似乎带有强制色彩的制度,均贴上违背意思自治和限制自由的标签而加以否定是不科学的。就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而言,其表面的“强制”二字似乎使其带有限制意味,似乎是对当事人自由的限制。然而,其在本质上是强制和促进当事人成为自由人的武器。而且,当事人一旦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即被认为是让渡了部分自由以便司法机关对其纠纷进行判断,即使在这种选择中,可能会损失自己的一些利益。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或者争取自由,为了自由而披戴枷锁。
法律的正义唯有通过诉讼程序的公正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实质性和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是程序正义评价标准中最为核心的两点。
(1)当事人程序参与的实质性。程序正义的中心内容是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但是,当事人仅参加了诉讼程序还不够,“当事人的程序参加如果不从参加后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观点来考虑就可能成为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口号。”[4]程序参与的实质性要求当事人能够围绕自己的主张,积极提供证据并开展富有意义的辩论,在攻击防御的相互作用中,将是非曲直在法官面前展现开来,从而影响和约束法官的裁判。事实上,在没有律师代理的本人诉讼中,由于法律知识素养的缺乏及诉讼技巧经验的不足,当事人很难充分而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应该在诉讼中发挥其增强当事人对抗性能力的作用,从而使当事人能通过程序的实质参与,获得作为主体的心理满足和对裁判结果的信服。
(2)完善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程序正义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但也同时意味着要对司法机关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即所谓“对恣意的限制”。因为权力本身就具有扩张的天性,审判权也不例外。审判的独立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保证法官不受外界的干扰,自主、理性地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容易造成司法的封闭性,导致裁判者的专断和恣意。所以,在确立并维系法院审判独立的同时,还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如律师对法官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他们处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有着同一而独特的思维方式,能使司法公正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
民事纠纷一旦诉诸诉讼,就意味着对纠纷进行一个实体利益关系的评价过程,即用规范的法定权利、义务来界定当事人的现实利益关系,从而作出主体利益适法或违法的评判。当事人虽然熟知现实经验中的利益得失,但对与这些利益得失相对应的法律规范上的权利义务却未必熟知。“法律专业化为法律人与外行人之间竖起了天然屏障。法律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这堵墙也就越高,”[5]普通个人是很难进入“围墙”之内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构成了法律人群体,这一群体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和共同的信念的背景,有着同等的辩论能力及其他“法的能力”,律师能够在对等的位置上与法官以及对方的代理律师进行法的对话,立足于委托人的利益尽力说服对方。这就使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交流的默契,为促进法律对话提供了基本的平台,对于保证诉讼的公正,加快庭审节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并足以依赖的力量唯有律师,通过设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乃是保证当事人以法律语言对法官和对方进行说服之切实需要。
(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对一项制度的效率的关注,是法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的崛起,正是这种要求的必然产物。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捍卫的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在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诉讼中,律师对法律知识体系的系统学习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无疑能使案件在理性、有序、简练的状态下得到顺利解决,这就能保证诉讼的高效。由于法律专用术语对法律问题含义的高度抽象与统一,因而律师与法官之间通过法律语言的对话也有利于在职业法律人之间减少用语上的含义分歧,加快庭审节奏,提高案件效率,产生早到的正义。同时,民事强制律师代理能兼顾到公正与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促进合理分工的实现,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他自己能取得更大收益且得心应手的事情,使律师发挥自己的职业所长,利用好自己的知识、技术,从而使两者之间有着合理的分工,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
一种制度的存在应该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某种制度即使在某些方面再优越,如没有考虑诉讼成本,亦不能视为一种合理的制度。诉讼成本受制于多种制约因素的评价,包括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实体法规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法律后果等。[6]其中适宜的诉讼周期、裁判结果的公正率和诉讼行为的有效性是评价诉讼成本的三个重要指标。民事强制律师代理,使纠纷在知识、经验丰富的律师的帮助下得到有序、迅速的解决,从而缩短诉讼周期,减低诉讼耗费;同时也能对法官的行为进行制约与监督,提高裁判结果的公正率。当然,律师的代理无疑也会减少当事人诉讼的盲目性,帮助法官对某些法律问题、法律现象看的更清楚明了,为法官的法律工作提供参考,从而,减少错误或无效诉讼行为的发生,增大诉讼行为的有效性,节约诉讼资源。此外,在民事诉讼中,由律师进行代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对于进行诉讼程序的纠纷给出一个司法结论,这也就意味着对司法资源的节约。
尽管利用律师的服务,当事人需要支付一定代价来获得律师所拥有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表面上,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重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从另一方面看,“律师所拥有的这些知识、技术对于实现权利这一目标来说越是重要,或者说越是具有不可代替的性质,人们就越会设法超越高额律师费用及其他抑制利用这种服务的因素等障碍,表现出对律师服务的较高需要。”[7]所以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导致表面上当事人诉讼成本加重的情形,一般当事人是可以设法克服的,并且在当事人发生支付困难的情形下,可由诉讼保险、法律援助等制度保障。
 
在我国健全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是一个优化诉讼整体构架,乃至逐步提高诉讼意识水平的漫长过程。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是调整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总思路,无论是从律师职业的发展趋势和法律程序的日益严密来说还是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来看,我国都确有引入此制度的必要。
(一)律师执业促进民诉整体目的实现的期待需求
我国民事诉讼的整体目的应是维护私权、处理纠纷。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审判权实现其民事权益,但权利被支持是以审判者认知权利所依据的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为前提。律师既非权力的拥有者,也非普通人,而是拥有一定执业权利的专业人员,这种特点使律师可以仅仅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又容易与审判者在事实和法律问题上达成一致。律师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毫无疑问会大大促进当事人充分行使权利、抵制不正当权力的能力,律师参与诉讼后,审判权的恣意行使受到约束,诉讼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律师在诉讼中通过自身的诉讼行为沟通法院与当事人对案件的认识,有助于纠正审判者在事实和法律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使其更准确、更迅速地评价事实和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从而促进民诉目的的顺利实现。
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推进,程序一步步走向严密化,日益严密化的程序体系显然在这个分工日益明显的社会是不那么容易被处于法律“围墙”外的普通民众所轻易理解和掌控。同时,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程序具有操作过去的可能性。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即使可以重新解释,但却不能推翻撤回。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翻悔一般都无济于事”。[8]这样,对不谙程序的当事人而言,就有可能因为程序的严密而丧失其某些实体利益,这无疑是当事人寻求权利救济的严重障碍。而此时,一个法治国家就有责任与义务为当事人清扫权利救济路上的障碍,必然需要通过制度性的手段减轻当事人负担,以达到维护当事人权益之目的。在此,律师具有协助当事人诉讼之冲动与能力,可以说程序严密化的发展对于律师而言并非障碍而恰恰是其施展才能的机遇。
 ()司法改革的客观需求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化趋势日趋明显,强化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性已成共识,相应地,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这从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对建立庭前准备程序的重视可见一斑。2001年12月6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明显更重视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证据规则向当事人主义方向转变。另外,随着庭前准备程序作为前置程序的设立在庭前准备程序中,当事人必须完成准备诉讼材料阐释法律观点进行证据交换等诉讼行为,这显然非一般当事人力所能及。这些都使得当事人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诉讼显然已是困难丛丛,这时就需要制度性的设计来帮助当事人弥补其诉讼操作能力的不足。而此时,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则能保证当事人获得职业法律人员的帮助,有利于协助当事人组织攻击防御方法切实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
 
首先,近数十年来,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深入人心,在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践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司法在社会之中已经随着法治的建设而逐步抬高,借助法律的判断确定个人行为正当与否,正在成为社会中更多人的选择,这种选择充分显示了律师代理开始具有的现实价值。
其次,法律的抽象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拓展了律师的作用空间。现代社会事务的纷繁化直接导致了法律规定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又精练简约,法律必然趋向于抽象化和专业化。法律抽象度的提高和法律术语的大量使用更进一步加大了对法律理解的难度,法律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民事诉讼领域,2001年出台的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里程碑,辩论主义的精神获得了明确化,而对当事人而言,其在获得了对法官的更大制约力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来自程序确定力的束缚,行为中的不慎与不当都可能直接导致权益的丧失,其自身在法律知识上的欠缺则更将增大这一机率,律师由于其所掌握的专业技能而获得了作用空间。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需要建立在成熟的律师行业之上,一是要求对律师定位准确,律师真正成为专业的法律服务者;二是要求律师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的数量以满足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后社会对律师的巨大需求。
首先,从律师的定位看,2007年的新律师法强化了律师的定位,明确律师职业在利益取向上,应兼顾当事人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普遍利益,同时强化律师职业的专业性与自主性。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律师行业在功能上、组织上得以顺应法治的需要迅速发展起来,为进一步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准备了条件。其次,从律师队伍的状况看,在1991年时,我国律师人数仅为46850人,而到2009年,据司法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职业律师已经达到16.6万人,再加上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律师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就律师队伍的素质看,2002年开始实施全国司法统一资格考试实现了从制度上保证律师队伍的人员素质律师队伍整体上实现了质与量的共同增长,实行强制律师代理所需要的律师队伍已经初步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普法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民众从不注重法律到重视法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中国公民对法律作用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老百姓从“讨说法”到自觉拿起法律武器,领导干部从“拍脑袋”到依法行政,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依法办事正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在西方法制观念的影响下,公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律师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与尊重,这无疑为民事强制律师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主观前提。
 
任何法律形式上的移植和模仿都不难,但法律的社会文化移植是不可能的。[9]对于外国法律制度的借鉴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要使得体现某种人类共通价值的域外制度能够在“拿来”之后正常发挥作用,就必须真正懂得任何制度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这一道理,“在老根子的浅处粗处嫁接新文化的新芽,才是有益的新陈代谢”[10]。对于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借鉴也不例外,必须在中国的历史根基下进行借鉴,进行本土化建构。
大部分民事案件由律师代理这是许多国家的现实,它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我国目前由律师代理的民事案件比例并不高,甚至有相当大部分的人认为“请不请律师都一个样”,对律师的作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需要转变民众对民事诉讼代理的理念。首先,在宏观层次上,国家应该加大普法力度,让公民加深对律师作用的认识;司法行政机关应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行政指引、行政处罚案例等形式,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导向指引。其次,在中间层次上,律师自身应该重视自己知识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本着诚信原则切实真诚的去协助当事人维护权利,通过“以身示范”使当事人对律师的重要性有更深的感触,从而逐步转变他们的观念。最后,在微观层次上,公民自己应该敢于突破对律师的成见。  
(二)完善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诉讼立法
1确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案件的适用范围
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不是一律强制,而是一定领域内的强制。至于在多大范围内实行民事强制律师代理,有三个考量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事实的疑难程度,二是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的需要,三是法律的复杂程度。当然,这一空间范围的判断,不仅需要法律加以明确,而且有时也需要法官在诉讼中自主地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
从我国的国情与现实需要来看,在我国实行民事强制律师制度的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公益性质的案件。如环境污染及导致环境污染重大隐患的案件;破环自然资源、生态平衡和珍稀动植物的案件等。(2)出于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的需要,保护弱势群体的案件。(3事实的疑难度高的案件。如涉外民商案件及海事案件。(4)因法律程序复杂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和上诉案件。下列情形可以不适用强制律师代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适用非讼程序的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基本对等而案情又不复杂的案件。
总之,整个社会是变化发展的,不可能事先对所有的事情都能预料,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案件范围也不可能预先敲定,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为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我国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适用会进一步加强,范围也会进一步扩大。
2建构具体的民事强制律师代理程序
(1)起诉阶段
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后,起诉状通常应由律师起草,并必须经原告律师签署后,然后提交给法院。当然,如果不是强制律师代理的案件,原告可以决定不聘请律师,当然也就不必一定由律师来起草诉状和签署诉状。
(2)法院受理审查阶段
法院收到诉状后就会对诉状进行审查,查明当事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属于强制律师代理的案件是否有律师代理。如原告没有委托律师,则视情况驳回原告的起诉。如果审查后决定受理,则法院依职权在法定期限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如果需要律师代理,法院送达时将要求被告指定一名律师。被告如果不在规定期间内指定律师,将构成“不应诉”,法院可作出对被告不利的不应诉判决。当然,在实行强制律师代理的案件中,被告的答辩状也是须由律师签署的。
(3)庭审阶段
在庭审中,法院还需继续审查双方是否都有律师参加。因为实行强制律师代理的案件中,非律师是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如果法院审查出有非律师人士充当律师的,法院将以裁定的方式予以禁止。另外,任一方如果没有律师参与,即使当事人出庭也被视为是缺席。如果被告律师缺席,原告方当事人则可以请求法院作出缺席判决,法庭将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前提是原告主张的事实足以支持他的请求;如果原告律师未到庭,法院则可以视情况驳回原告的起诉。
(4)上诉阶段
在上诉审中,当事人都必须委任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无论是适用强制律师代理的案件还是不适用的案件,否则法院将以上诉不合法为由对其上诉予以驳回。当然,上诉状也须由律师来起草和签署,然后再提交给法院。此外,对于因穷困或其他原因而没有委任诉讼代理人的,在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之后,上诉法院应为其选任律师代行诉讼。
(5)聘请律师不能时的救济 
在须由律师代理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未找到愿意代理他的律师,以至他无从伸张权利或防卫权利时,受诉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以保卫其权利。此外在依法不须要律师代理诉讼时,当事人既可以自己进行诉讼,又可以让任何有诉讼能力的人作为其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
(三) 建构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制度保障
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实行的是强制性的、没有选择的律师服务,但律师服务又是有偿的,负担律师费用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承担律师费用。因此律师费用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对诉讼手段的选择。如果因为经济原因而被迫使他们放弃了利用民事诉讼实现自己正当权益的机会,这显然是一种对司法的嘲讽。尝试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对策。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入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解决当事人因经济原因而出现“权利贫困”的局面,从而提高当事人聘请律师的勇气和诉诸法律的希望。当然,律师也会从诉讼保险中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保险公司也从保险市场上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投入。
法律服务的有偿性是弱势群体接近正义的重要障碍,而他们又是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设计时所特别关注的群体,因此,需要给予他们特别的保障,即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界的民心工程以其法律之盾、援助之手为民众特别是广大的弱势群体寻求基本人权和合法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有效途径”[11]。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功能,丰富援助资金来源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通过基金自身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同时,设立公职律师,充实法律援助队伍。公职律师在法律援助机构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由政府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收入,其唯一的职责是“从事法律援助,帮助公民接近正义,实现权利”,从而为弱势群体提供获得专业化高质量法律服务的机会。
在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下,实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是制度逻辑的必然。通过确立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这一转嫁机制,将胜诉当事人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对违法行为予以惩戒,达到维护公平和正义的目的,从而促使人们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还能加大诉讼双方的和解率,一定程度上缓解司法资源的紧张状况。我国法律还没有建立这种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转嫁机制,大部分情况是律师费由各方当事人自行负担。很多被侵害方进行诉讼,花了时间与精力,却往往还要支付律师费用,而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局面。因此,确立律师费转付制度,无疑会降低民众起诉风险,减轻其负担,为个人用诉讼方式对抗侵害方提供切合实际的平台。
 
确保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实质平等和对程序的实质参与,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构建符合我国的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文章从分析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对引进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对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进行本土化构建。然而,由于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也不够充分,在此只谈出了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一些浅见拙识,文中尚存诸多问题,唯盼本文能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


[1]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 周翠译.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2003.
[2] 罗结珍.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3] The Gallic War , transl . H . J . Edwards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d . , 1917 ) , Bk . Ⅲ . 10 .
[4]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等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4.
[5] 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M].上海:三联书店,2003:33.
[6] 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
[7]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12.
[8]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9.
[9] 尹伊君.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M].商务印书馆,2003:10.
[10] 刘星.村学乡学—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J].法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1] 廖永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11.